第六百二十二章 荧光灯 (第1/2页)
　　
　　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李谕顺势接管了药厂全部的产业，唐绍仪和梁启超在中间没少帮忙。
　　
　　唐绍仪此刻没什么官职在身，纯属一身轻。
　　
　　梁启超则是因为当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后才发现接手的是最烫手的一个山芋。
　　
　　整个民国时期，财政一直一塌糊涂。在这个任上，你想做点事，门都没有，只能中饱私囊。
　　
　　后来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就是典型代表。四大家族里，宋家非常强，但宋子文这个人却并不贪，或者说他已经不需要贪。宋子文又很懂经济学，这让他和老蒋之间很难对付，因为老蒋总给他出“难题”，导致宋子文辞职好几次。
　　
　　孔祥熙接了宋子文的班后，干了什么就不用多说了。
　　
　　梁启超更是属于想做点事的，他上任后发现了一个契机：由于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自然不用还了。协约国如英法也都同意延缓五年支付，这样每年就省下一千三百多万银圆。
　　
　　换言之，北洋政府每年相当于多了一千三百多万财政收入（欧洲银行团控制着盐税和关税，的确可以说成是收入）。
　　
　　梁启超想趁此良机进行币制改革。不过嘛，这事压根做不成。
　　
　　更蛋疼的是，减免赔款后，北洋政府的财政仍然吃紧，还是需要借款。
　　
　　关于借款，梁启超倒是明白不能在日本这一棵树上绑死。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市场存在这么重的依赖，要是让日本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除了对日借款，梁启超一直想找其他的借款途径。要是以前，还有英法比荷等选项，但现在他们打成一锅粥，根本没钱给北洋政府贷款。
　　
　　只能在美国身上想办法。
　　
　　历史上，梁启超曾赶赴美国，试图说服对中国停止贷款多年之久的美国重新加入银行团。
　　
　　梁启超知道李谕和美国那边关系好，关键是和大企业有直接往来。就算美国的财政部不借款，大企业家愿意出钱也好使，——这时的财阀说话很有分量。
　　
　　李谕家中，梁启超还来专门讨了几盒阿司匹林，他拿着这些小药瓶说：“最近睡眠越来越不好，精力也开始下降，真是奇了怪。”
　　
　　“就是搞仕途导致的。”李谕说。
　　
　　梁启超深有体会，苦涩道：“我一直以为搞财政没什么难的，真干起来才知道个中滋味。”
　　
　　李谕问：“现在的教育总长还是范源濂？”
　　
　　“是他。”梁启超说。
　　
　　李谕拿出一封信：“麻烦任公代为转交。”
　　
　　“有什么事情？”
　　
　　李谕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上海法租界遂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了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我认为此举过于激进，完全可以将学校改成华人董事会办学，迁到吴淞镇。”
　　
　　梁启超说：“我知道了，作为财政总长，新学校的款项一定会帮着批复。”
　　
　　李谕拱手道：“有劳任公。”
　　
　　这一届内阁不少人都是研究系出身，办事还算靠谱，可惜持续时间特别短，只有几个月。
　　
　　梁启超走后，李谕便回到自己家中的实验室，鼓捣新的专利。
　　
　　最近李谕的视力出现了一点下降，原因很可能是白炽灯微弱又刺眼的亮光。
　　
　　他准备花点时间把荧光灯搞出来，这东西的优点相比白炽灯不要太多。
　　
　　荧光灯从原理上就领先白炽灯一个档次。
　　
　　白炽灯是通过把灯丝加热到两千度左右的高温来发光。
　　
　　荧光灯则靠低气压的汞蒸气在通电后释放紫外线，具体点说就是汞原子的电子被激发后，由激发态返回基态时会放出紫外线。人眼当然看不见紫外线，但是灯管上涂了荧光粉，紫外线照射到灯管壁上的荧光粉，就发出了可见光。
　　
　　荧光灯能耗很低，只有白炽灯的五分之一，——白炽灯90%的能量都浪费在热量上了。
　　
　　同时，荧光灯的寿命也很长，毕竟白炽灯灯丝要加热到两千多度，啥材料也经不住这么长时间的热辣滚烫。
　　
　　李谕准备先把专利申请下来，其中一些元器件可能还需要通用之类的公司生产，比如启辉器之类，届时可以在国内开个分厂，反正这东西技术难度没那么大。
　　
　　荧光灯只要造出来，绝对大赚特赚。
　　
　　二十世纪初的电力供应紧张，很多人为了省电都不舍得开灯，要是能省那么多电费，灯管还不容易坏，消费者百分百买单。
　　
　　尤其是国内，一个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只有区区几万千瓦，还不如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企业，太不够看。
　　
　　对了，多年前爱迪生也弄过荧光灯专利，但他的方向错了，一直用X射线，而非紫外线，所以没成功。
　　
　　李谕知道爱迪生搞专利有一套，正好绕开了他的专利……
　　
　　——
　　
　　几天后，李谕的大门又被敲响，打开门迎面就是胡适。
　　
　　“院士先生，冒昧叨扰！”胡适说，接着介绍身后的一人，“这是我的老乡兼哥大同学，陶行知。”
　　
　　李谕欣喜道：“你们好！快请进。”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则不一样，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
　　
　　虽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
　　
　　只是不知为何，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
　　
　　“两位从上海过来？”李谕问。
　　
　　陶行知说：“是的，院士先生，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国多年，回来感觉如何？”李谕又问。
　　
　　陶行知说：“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然后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边，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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